諾獎得主時間一致性問題和真實經濟周期
2004年諾貝爾獎的最后一個獎項——諾貝爾經濟學獎終于在全世界經濟學家和經濟學愛好者的殷殷期待中塵埃落定，幸運之神眷顧了挪威經濟學家芬恩•基德蘭德和美國經濟學家愛德華•普雷斯科特，他們攜手分享了此項殊榮。
瑞典皇家科學院10月11日宣布，將2004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真實經濟周期學派的代表人物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以表彰他們在動態宏觀經濟學領域作出的杰出貢獻。此前，基德蘭德曾在1969年和1989年兩次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提名，但最終都與該獎項無緣，此次成功問鼎使基德蘭德成為諾貝爾經濟學獎于1968年設立以來第3個獲獎的挪威人；而普雷斯科特則成功地延續了美國經濟學家連續5年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記錄。他們將分享1000萬瑞典克朗（約合130萬美元）的獎金。他們為何獲得諾獎？
眾所周知，1970年代以前，經濟學領域基本上是凱恩斯主義和大蕭條時期的經濟學思想統治著經濟周期和經濟政策的研究。經濟學家通常把宏觀經濟波動主要歸因于需求方的變動，經濟學家對宏觀經濟政策的分析也通常集中在解釋和說明應該執行什么樣的貨幣和財政政策來抵消需求的波動，可以說這個時候還幾乎沒有人致力于解釋實際經濟政策的運作。然而，從1970年代開始，早期的這種分析方法的缺陷日益顯現，基于當時的經濟理論所制定的經濟穩定政策根本無法實現預定的目標。所以，在很長一段時間里，西方世界的經濟都處于一種滯脹狀態——失業和通貨膨脹并存，而盛行的理論卻無法對此作出有說服力的解釋。與此同時，宏觀經濟波動并非僅僅緣于需求波動的特征也表現得十分明顯，供應方面的波動（比如石油價格上漲、勞動生產率增長下降等）在經濟周期中的作用變得越來越突出。正是在這樣一種背景下，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對宏觀經濟及政策的觀察、解釋和分析運用新的方法，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視角。
據諾貝爾獎評審委員會介紹，兩位學者的獲獎成果主要體現在他們分別于1977年和1982年合作完成的兩篇學術論文中，即《規則勝于相機抉擇：最優選擇的不一致性》和《構建時間與匯總波動》。其突出貢獻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通過對宏觀經濟政策中的“時間一致性問題”進行分析，為經濟政策特別是貨幣政策的實際有效運用提供了新的思路；二是在對經濟周期的研究中，通過對引起經濟周期波動的各種因素和各因素間相互關系的分析，深化了人們對這一現象的理解和認識。同時，他們的分析方法也為后來的學者進行相關問題的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穿時間一致性問題。
1950年代后期和1960年代初期，由“菲利普斯曲線”所代表的傳統經濟學認為，實行高通貨膨脹政策是降低失業率的惟一選擇。但是，到了1960年代后期和1970年代初期，這一理論開始受到質疑。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弗里德曼（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就認為失業率存在一個長期的均衡水平，即所謂的自然失業率，而自然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率是無關的。提高通貨膨脹率來降低失業率的政策只能在短期內有效，而從長期來看，根據實際通貨膨脹所作出的通貨膨脹預期和工資上漲調整會使失業率回到其均衡水平上，從而導致政策失效。
1977年，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發表文章認為，如果經濟政策的制定者缺乏提前作出某種特定決策的能力，那么他們通常就無法在稍后的時間里執行最理想的政策。這也就可以解釋為什么在貨幣政策目標是物價穩定的情況下仍然會出現高通貨膨脹率。現實經濟生活中，如果公眾預計未來資本稅收將上升，那么他們就會減少儲蓄；如果企業預計將來的貨幣政策比較寬松、通貨膨脹率將上漲，那么企業將會提高產品價格和工資。正是這兩位獲獎者詳細闡述了這種對未來經濟政策的預期所導致的經濟決策中的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時間一致性問題。
在他們的論文中，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利用一個兩時期模型對經濟政策與公眾預期之間的動態關系進行了分析。他們發現，公眾在作出當期決策的時候，不僅要考察政府當期和之前曾作過的政策選擇，而且要考慮政府將來的政策趨勢，同時還要參考自己的選擇會對政府未來的決策產生怎樣的影響。在這種情況下，由于靜態分析方法并沒有考慮到公眾對政府政策的預期，因此顯然不是最優的求解方法，其所得到的均衡結果也只能算是一個次優均衡，由此也就產生了所謂的“時間一致性問題”。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認為，如果政策制定者能夠通過某種制度安排或者制定某種規則使得公眾充分相信當經濟進入下一階段以后，政府在前一階段的承諾仍然是它的最佳選擇，那么政府所期望出現的結果就能實現。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只需要考慮當期的問題就可以使經濟達到最優均衡。
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指出，所謂時間一致性問題，是指“由于政策在時間上的不一致性（動態不一致性）所造成的政府政策目標無法完全實現的問題，換句話說，也就是由于政策缺乏可信性而導致政策實施的實際效果未能達到最初的政策目標，從而無法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能夠通過某種制度安排（正式或非正式的）來強化政府政策的可信性，那么就可以實現一定的帕累托改進，從而使該問題得以解決”。同時，對于“一致性的經濟政策”，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在論文中也給出了一個一般性的定義，即“如果在每一時期t（t＝1，2，……，T），給定公眾的最優選擇x1，x2，…，xT－1以及任何將來時期s（s＞t）政府按照相同規則選擇的情況下，政府選擇的可以使社會福利函數S＝（x1，…，xT，，…，）最大化，這樣的經濟政策從時間或動態上來看就是一致性的經濟政策。”
在他們的論文中，兩位獲獎者認為經濟政策動態不一致的直接原因在于，政策制定者面對的不是與一成不變的大自然（nature）之間的簡單博弈，而是與理性個體之間進行的動態博弈，理性個體能夠觀察并預期到政府政策會隨著經濟環境的變化而變化，從而使許多經濟政策的可信度下降，這時時間一致性問題就會產生。但事實上，根據博弈論理論，動態博弈并不是時間一致性問題產生的根源。相關研究表明，經濟政策產生時間一致性問題的根源包括三個方面：一是參與人偏好隨時間的不規則變化，即如果人們的偏好是時間的不規則函數，那么在某一時點作出的最優決策往往不能持續到以后，這時要解決時間一致性問題，人們就必須對未來作出前后一致的計劃，或者事先作出一些承諾；二是政策制定者與經濟個體之間的目標函數存在實質性差異，普雷斯科特等人后來的研究表明，實際上政府的目標函數與經濟個體的目標函數是有差異的，正是這種差異性導致了時間一致性問題的產生；三是經濟個體之間因偏好不同而產生的外部性，由于眾多經濟個體的效用函數不完全相同，而且都只是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而政府則希望能夠代表所有經濟個體福利的社會福利函數最大化，這樣某個個體的最優選擇會通過社會福利函數來影響政府的決策，從而對其他經濟個體產生外部性，進而導致時間一致性問題。
理論研究普遍認為，經濟政策時間一致性問題的解決方法就在于事先作出令人信服的承諾（precommitment），即政策制定者通過某種制度安排使經濟個體認為，即使經濟個體采取了對自身最有利的行動，政府最初的承諾仍然是其最優選擇。一般來說，這種制度安排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四種：其一，強化政策制定者的行動準則，使其無法或者沒有動力去制定相機抉擇的經濟政策（discretion）；其二，加強政策制定者的獨立性，比如有研究表明，總體來看，加強中央銀行的獨立性就可以較好地解決貨幣政策的時間一致性問題；其三，建立良好的聲譽（reputation），如果政策制定者在平時通過較少制造通貨膨脹來積累信譽，那么在緊急情況下就可以利用聲譽獲得較大的收益；其四，委托（delegation）方法，即委托一些個體來制定政策（但這些個體應不贊同公眾關于產量和通貨膨脹的相對重要性的觀點），這樣，當貨幣政策由一個眾所周知、極其厭惡通貨膨脹的個體來制定時，通貨膨脹率就會比較低，從而預期通貨膨脹也會比較低。真實經濟周期
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的另一個突出貢獻，是對經濟周期影響因素的分析。在他們的研究之前，大多數的研究都是強調需求方沖擊對宏觀經濟的影響，而他們則將經濟周期理論與經濟增長理論結合起來，詳細論證了供給方沖擊也可能會產生廣泛的影響力。這項研究成果改變了人們對經濟周期產生原因的看法；同樣重要的是，他們的研究方法直接拓寬和創新了經濟周期理論的研究，有助于人們加深對經濟周期的理解。在這一點上，著名經濟學家盧卡斯（199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就曾極力贊揚真實經濟周期理論的方法論，認為它把宏觀經濟學模型“引入了新的領域”，“建立一個最貼近現實的模型：一個被充分描述的隨時間變化的人為經濟，從而能夠逼真地模擬實際經濟的時間序列行為”，并認為“那些由于費用太高而無法在實際經濟中進行實驗的政策可以在這里以非常低的成本進行實驗”。
1980年代以前，經濟周期理論中占統治地位的思想是真實或名義的需求沖擊是導致經濟周期產生的根源。
比如，傳統的凱恩斯主義者認為經濟周期是由投資需求沖擊引起，理性預期學派認為經濟周期由未預料到的貨幣供給量的變動引起。這一時期的經濟學家一直把長期增長和短期宏觀經濟波動（圍繞長期增長的波動）當作兩個獨立現象進行研究，所使用的方法也有所不同。長期增長被認為是由總供給決定的，技術進步（是其推動力；經濟周期波動則被認為是由總需求變化推動、圍繞長期增長趨勢的波動。
1982年，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在《經濟計量學》（Econometrica）雜志上發表文章對這一現象進行了徹底檢討，從而為宏觀經濟周期分析奠定了微觀經濟學基穿在他們的經濟周期模型中，技術進步率的現實波動會使國內生產總值、消費、投資、勞動時間都發生變化。而此前的經濟周期模型大都是以歷史數據為基礎，建立在主要宏觀經濟變量的關系之上，但隨著1970年代石油價格沖擊和滯脹的出現，這些在1960年代還很有效的模型開始失去其解釋能力。而在兩位獲獎者的經濟周期模型中，技術進步的現實波動會使國內生產總值、消費、投資、勞動時間都發生變化，而家庭和企業對消費、投資、勞動供給等許多因素的預期都會影響到經濟周期的變化，這樣就對當時新出現的經濟現象給予了恰當的解釋。
有必要指出的是，在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那篇極具有代表性和開創性的論文之后，金、朗貝洛和普洛瑟在《貨幣經濟學》雜志上對該模型予以簡化，形成了一個理想的真實經濟周期模型。基于古典經濟學市場出清的假設，RBC模型提出產出、就業、消費、投資的波動與貨幣供給、價格粘性等因素無關，而是生產技術和勞動力方面的沖擊，改變了就業與產出的自然率，一旦這種沖擊發生，真實宏觀經濟變量對此做出反應是自然而然的。這就意味著，正的技術沖擊引起勞動生產率提高，就業、投資和產出提高，總供給曲線上移，經濟高漲；反之則反是；經濟周期在很大程度上表現為經濟基本趨勢本身的波動，而不是經濟圍繞基本趨勢的波動，即周期不是對均衡的偏離，而是均衡本身暫時的波動，既然是均衡狀態，便具有帕累托效率，因而不存在市場失靈，政府也沒有必要去干預經濟。如何評價他們的成果
諾貝爾經濟學獎評委會主席托斯特•佩爾松曾表示，今年的獎項頒給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對于所有評委來說都是一個非常“清楚”的決定。這充分說明兩位學者共享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是眾望所歸，而且也贏得了所有評委的青睞。正如評獎委員會在公告中所說的那樣，兩位獲獎者的貢獻不僅體現在學術研究上，而且對很多國家的貨幣及財政政策的現實操作也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事實上，他們的研究工作為經濟政策可信性和政治可行性研究項目打下了很好的基礎，在過去的十多年間，他們的研究成果對許多國家的中央銀行改革和貨幣政策制定都產生了深遠影響。
還有，在實際生活中，經濟政策出現時間一致性問題的現象比比皆是。以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論文中提到的專利保護政策為例，假定某項專利已經發明出來，那么對政府來說，其最優的選擇是不提供專利保護，因為專利保護會限制其他人使用發明成果，進而會影響到整個社會的福利。但發明人在預期到這一點之后，就沒有動力去繼續從事發明創造活動，而都希望做一個搭便車者。如果每人都這么想，就不可能有專利被發明出來，這對社會來說其實意味著更大的損失。政府只有通過采取某種制度安排（比如立法的形式）讓公眾相信專利保護政策的有效性，也即成為一項一致性的經濟政策，才能提高整個社會的福利。世界各國紛紛頒布《專利保護法》一類的法律來保護專利發明活動，其原因正在于此。
另外，受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的影響，在他們的研究之后，經濟政策的時間一致性問題引起了學術界和政府部門的廣泛關注，許多學者都開始研究與此相關的一系列經濟政策問題。比如Calvo（1978）研究了財政政策中的最優稅收問題，提出在完全預期的情況下，最優稅收政策從時間上來看并不是前后一致的，因而不能實現動態一致；其他學者對最優資本稅收政策、貨幣政策、最優財政政策的研究也都得出了類似結論。再比如，在貨幣政策方面，假設政策制定者的目標是小幅通貨膨脹，并將這一政策公之于眾；進一步假設這樣的政策導致了低通貨膨脹預期和工資的小幅上升；但在這種情況下，必然誘惑政策制定者實行更高的通貨膨脹政策，因為這樣可以在短期內減少失業（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認為，這樣的誘惑將使經濟陷入高通貨膨脹而不能自拔，并且對解決失業問題也于事無補）。
就真實經濟周期理論來說，由于這一理論對傳統的經濟周期理論提出了有力挑戰，因而它在各個方面都受到了嚴格甚至近乎苛刻的檢查。總體來看，對真實經濟周期理論提出批評的經濟學家大都認為它缺乏充分的經驗檢驗；此外，真實商業周期的一個重要假設是生產率沖擊可以是正向的，也可以是反向的，也就是說，技術可能進步，也可能后退。根據這一理論，反向沖擊會導致衰退。但這個假設招致了許多懷疑，先進技術通常要持續使用到它被一個更為先進的技術所替代，這使得技術水平會后退的觀點顯得相當奇怪。但如果沒有反向的技術沖擊，這個理論就只能解釋經濟社會周期性的擴張，而不能解釋經濟衰退。
客觀地說，關于如何解釋經濟波動，當前經濟學界仍存在很多爭論。對于真實經濟周期理論，仍有一些宏觀經濟學家認為技術沖擊和RBC模型所描述的傳導機制與實際經濟波動基本無關，相比之下，他們更加認同凱恩斯主義的解釋，即名義的擾動和名義價格與工資的粘性才是經濟波動的真正原因。但是，隨著后來研究人員和學者對標準模型的發展和完善，許多對真實經濟周期理論的批判和懷疑都已經得到了克服和解決。目前，許多經濟學家仍在繼續尋找新的方向來發展和完善該理論體系，比如多部門RBC模型、異質個體RBC模型、引入離散選擇的RBC模型、引入產業動態發展的RBC模型等等。
盡管從誕生之日起，真實經濟周期理論所面臨的來自經濟學界的質疑和挑戰就從未停止過，但不可否認，這一理論的許多基本結論和研究方法已經被越來越多的研究人員所接受。在當今幾乎所有大學經濟系研究生的宏觀經濟學教程中，真實經濟周期理論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所以，從總體上看，真實經濟周期理論已經成為當今西方宏觀經濟學理論體系的一大支柱和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
經濟政策中的時間一致性問題在原則上對于所有類型的經濟形式和經濟組織都是適合的，因此，對于像中國這樣正處于經濟轉型期和急劇變化的國家來說，無疑具有非常重要的參考價值和借鑒意義。就“真實經濟周期理論”而言，兩位獲獎者的主要貢獻是建立了一種新的模型和方法，可以把長期經濟增長理論和短期的經濟周期波動結合起來進行分析，這一理論無疑也有助于分析中國長期經濟增長和短期利益間出現的矛盾，并在此基礎上提出行之有效的解決方案。普雷斯科特出生于紐約，現年63歲。1962年，他在斯瓦爾特摩爾學院獲得數學學士學位，1963年，又在卡斯西部儲備大學獲運籌學碩士學位，1967年在卡內基•梅隆大學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普雷斯科特曾在明尼蘇達大學、芝加哥大學、西北大學、卡內基•梅隆大學等著名學府任教，1998年開始兼任國民經濟研究局（NBER）的研究員和美國明尼阿波利斯聯邦儲備銀行的高級貨幣顧問；2003年至今，普雷斯科特被聘為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經濟學教授，其講授課程主要集中在宏觀經濟學和計量經濟學領域。目前，他的研究興趣及研究重點包括一般均衡理論、國際收入差別理論、數據表示法（datarepresentation）、蕭條經濟學等。基德蘭德現年60歲，出生于挪威，并一直保留著挪威國籍。他1968年畢業于挪威經濟和商業管理學校，1973年在美國卡內基•梅隆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基德蘭德現為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和卡內基•梅隆大學的經濟學教授，同時還是達拉斯聯邦儲備銀行和克里夫蘭聯邦儲備銀行的研究員。作為經濟學和政治經濟學領域的專家，基德蘭德的教學和研究興趣主要集中在經濟周期、財政和貨幣政策以及勞動經濟學等領域，講授課程主要包括高級經濟分析、宏觀經濟學和計量經濟分析等。1973年，基德蘭德在卡內基•梅隆大學獲得了亞歷山大•亨德森獎；1982—1983年，獲得了具有較大影響力的由胡佛研究機構提供的約翰•斯托弗國家獎學金；1992年，當選為計量經濟學學會會刊的特別會員（一般來說，獲此殊榮者必須是被廣泛認可的具有突出成就的專業經濟學家，而基德蘭德則成為享此盛譽的經濟學家之一）；1996年他開始兼任在經濟學界具有重要學術地位的《動態宏觀經濟學》雜志的編委。
